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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阳的教育博客

应试教育 误国害民!!!

 
 
 

日志

 
 

(原创)我最初是怎样爱上教育的?  

2007-12-26 00:54:40|  分类: 社会人生随笔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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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张阳

(2007/12)

(摘自本人的专著《自然的教育--后记》)

我思考教育问题开始于八十年代初。记得在上中学的时候,我就对教育问题有一定的兴趣,并有一些自己的想法。我印象最深的是,当我从一本生物学书中了解到动物的胚胎发育存在着重演现象的时候,我感到非常惊异。这一事实象磁石一般吸引着我,使我时时思考其中的道理。当时我还想,既然生物有机体存在这种规律,那么人的精神或认识是不是也应当有这样一种规律呢?如果确有这种规律,那么现在的教育岂不是很荒谬的吗?现在看来,对这一问题的思考无疑是我今天所有思想的真正源头所在。

不过,中学时我最大的愿望还是想成为科学家,能够从事科学研究工作。高中的时候,我读过一些名人传记,深受感染,立志要在科学研究上有所作为。特别是一本爱因斯坦的传记对我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这种影响也许是我一生都抹不去的。

中学毕业以后,我考入了兰州大学化学系。可是,上大学以后,由于对那种强迫灌输式的教育方式的极端厌恶,我开始逐渐丧失对自然科学的兴趣,并且感到从事自然科学的研究对于自己来说也许是不合适的。这大概也就是半年的时间。于是我开始考虑重新确立自己的目标。

也许是出于对教育现状的强烈不满,加上在中学时就初步思考过一些教育方面的问题,我当时想,既然现在的教育很不理想,那么我能不能研究一种新的教育方法,使其他更多的人能够在科学研究上有所作为呢?这一想法使我开始对创造力问题产生兴趣,因为我知道,科学研究所依靠的不是别的,就是人的创造力。所以,只要能搞清楚人的创造力是从何而来的,如何培养这种创造力,问题就解决了。从那时候开始,我的兴趣就逐渐转移到了教育方面。

现在想起来,当时选择教育对我来说无异于拿自己的一生下了一个很大的赌注,因为我毕竟不是专门学教育的,兰大也没有教育方面的专业,更没有专门研究教育问题的知名学者,相关的图书资料也很缺乏,而按照我做事的习惯,一旦经过慎重考虑之后确定了目标,就不会轻易改变。这无疑是冒了很大的险。

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没有专门学教育或许也是一种幸运,因为这样一来,我可以随心所欲和自由自在地思考教育问题,不受任何限制和约束,也没有什么先入为主的观念。如果要是专门去学教育,那很可能反倒不会有今天这些东西了。

在我上大学的时候,教育问题对人们的吸引力远没有现在这样大。对于我搞教育理论方面的研究,虽有少数几个朋友表示理解,并且也给予了许多帮助和支持,但他们本身并不研究教育,这使我的研究长期处于孤立的境地,只能独自一人艰难前行,就如同沙漠中独行的骆驼一样。那种精神上的孤独感是一般人无法体会到的。

为了能够更好地思考教育问题,在化学系读了一年多之后,我于1984年毅然转入了哲学系。这不仅由于哲学系的课程较为轻松,还由于我从中学时就对哲学有着特别浓厚的兴趣,而且我认为,哲学的学习对于研究教育理论问题必定会有很大的帮助。当时转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为此我费了很大的周折,也承受了很大的压力。幸亏当时我的同窗好友乔建斌帮助了我,才得以如愿。

最初的研究是困难重重而又进展缓慢的。那时候我手头的资料很少,也没有合作者,不得不靠经常跑书店,或是让外地的朋友帮着跑书店,用自己省吃俭用余下的钱买书回来看。记得头几年物价较低的时候,从学校到张掖路书店的公共汽车票只有八分钱,而路程却有四、五站远,为了节省那八分钱,我就经常徒步走去。现在回想起来,连我自己都深深地为当时的那种精神所感动。

不过,有一点我是幸运的,那就是当时我接触到了苏霍姆林斯基的著作,并对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开始大量收集他的书,并认真加以研读,其中读得最多的就是他的《把整个心灵献给孩子》。这既把我引上了教育研究的正路,而且也进一步坚定了我探索教育理论问题的信心。正因为如此,苏霍姆林斯基始终是我内心深处最为崇敬的教育家,是我思想上的真正导师。我一直心存梦想,希望将来有一天能到他的巴甫雷什中学看一看,能在他的墓前献上一束鲜花,以表达我对他由衷的谢意和无尽的怀念。

在以后的几年里,我一方面大量阅读了一些中外教育名著,其中对我影响较大的有夸美纽斯的《大教学论》,洛克的《教育漫话》,卢梭的《爱弥儿》,斯宾塞的《教育论》,第斯多惠的《德国教师教育指南》,还有《杜威教育论著选》,《陶行知教育文选》,《学记》;另一方面,我也注重对当今一些新的教育理论以及中外教育思想史的了解。此外,我还读过不少心理学方面的书,尤其是儿童心理学方面的。其中美国心理学家霍尔的“重演说”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些书对于形成我自己的基本教育理念起了很大的作用。

除了教育学和心理学方面的书以外,我读得最多的就是有关科学史方面的书,几乎涉及了自然科学所有领域的发展史。其中林德宏先生写的《科学思想史》是我较为喜欢的一本。

我之所以对科学史有如此浓厚的兴趣,是因为当时在我看来,科学史就是一部人类创造的历史,要想研究创造力问题,搞清创造活动的规律,进而有效地开发创造力,仅仅懂得教育理论是不够的,还必须充分掌握历史上人类进行创造的经验事实,懂得前人是如何创造的,有哪些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我想,只有具备这种第一手资料,才能真正使自己的研究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才不至于落入俗套。不仅如此,事实上,我自己的研究工作也从科学史的学习中得到了许多有益的启迪。

在读教育方面书籍的过程中,我猛然发现了一个惊人的事实:在我读过的所有外国教育理论著作中,竟然从未见过一次洋人提到我们中国的某位教育家在某一理论问题上有何独到的见解。这使我受到很大的刺激。每当我联想到国内的教育著作中到处充斥着洋人的名字和洋人的见解,我的自尊心就会遭到极大的伤害。从那时起,在我的内心深处一直有一个强烈的愿望,那就是要用自己的行动向世人证明,我们中国人在抽象理论思维方面并不比洋人差。

最初几年尽管主要是埋头读书,但是除了读书之外,我最大的爱好就是喜欢独自沉思默想,经常一个人坐在黄河边,或是夜深人静时在校园的林荫道上漫步。这对我来说成了一种回味无穷的享受。

我经常注意从一个受教育者的角度来独立地思考教育中的现实问题,注重回味自己内心之中对教育的体验,以保持思想上的独立性,并随时将自己的一些新想法以随笔的形式记录下来。这种习惯一直保持到两年前。

这些做法对于我取得今天的成果是至关重要的。现在回过头来看一看,尽管早些时候写的东西很不成熟,有些甚至是很幼稚、很可笑的,但正是在它们中间包含了许多我今天所坚持的基本思想的萌芽。可以说,如果没有当时长期的独立思考,没有那些看似很不起眼的思想幼苗,我也就不可能有今天奉献给读者诸君的这些东西了。

在1986年以前的几年中,我在理论观点上基本没有取得多大的进展。那几年对于我来说的确是一种考验。一方面,由于在思考教育理论问题方面投入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我在一些课程方面的学习受到了很大的影响,考试经常不及格(尤其是外语),以至于我现在都记不清上大学的几年间到底补考了多少次。如果不是几位好友的帮助,我恐怕连毕业证都拿不上了。而另一方面,我在教育理论研究上又迟迟没有多大的进展,这就给我造成了极大的精神压力,使我有一段时间几乎对自己所选择的目标发生动摇。不过,值得庆幸的是最终我还是坚持下来了。这还得感谢罗庆玉老师的不断鼓励和支持。如果当时真的放弃了,那无疑将是我一生中犯的一个最大的错误。

从1986年以后,情况开始发生了变化,我的一些想法逐渐趋于成熟,并初步形成了一些真正属于自己的基本教育理念。我终于看到了一点成功的希望,看到了黎明时的曙光。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动摇过了。到大学毕业的时候,我已有了一整套关于如何发展人的创造力的基本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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